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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侯宝林参演包头春晚

选稿:都市7+1     作者:不详     时间:1/15/2008

那年,侯宝林参演包头春晚

     今年是相声艺术大师侯宝林诞辰90周年,对于侯宝林,在我记忆中最难忘的还是在包头电视台第一次搞春节晚会时采访他老人家的经历。

  那是19851月,包头电视台精心筹备的第一场春节晚会在第一工人文化宫二楼进入录制阶段。我当时是电视台新闻部的一名新兵,刚刚能够独立完成电视新闻的采访编辑工作,领导破例安排我去采访春节晚会,理由简单到只有一个:你会说一口流利的北京话。正在我纳闷时,新闻部负责人告诉我,这场春节晚会是包头电视台的第一次,也是相声表演大师侯宝林先生第一次上春节晚会,而他的相关活动要全程跟踪报道。我一下子感到了任务的分量。说心里话,我上小学的时候就听侯宝林的相声,他是我最崇拜的人,多亏干了电视这行当,才能有机会近距离地接触这位相声泰斗。

  接到任务后,我除了准备摄像设备外,把主要精力都放在了拍摄现场。很快我就找到了了解侯先生的好办法。那一年的春节晚会,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常宝华、常贵田叔侄俩也应邀来到包头参加演出。由于有侯老先生在现场,许多媒体同行轮番围着侯大师转,我就有了与常宝华和常贵田叔侄频繁接触的机会。我和常贵田年龄差距不大,又加上会说北京话,我们之间的交流自然就多起来,往往是我还没有提问他就主动介绍—————到现在我仍然非常感谢常贵田老师。

  说起相声艺术家们在春节期间的日程安排,一个字—————紧!太抢手了!原因就是自从1983年中央电视台搞了春节晚会,尤其是马季先生在1984年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上表演了单口相声《宇宙牌香烟》之后,相声成为当时最受欢迎的艺术形式,因而也就成了各类晚会必不可少的表演内容。在这种情况下,包头电视台能够在几乎没有投入的情况下,邀请到一流的相声表演艺术家参加演出,现在想想真是太不容易了。

  侯宝林大师那年已经68岁了,他录制完成包头电视台春节晚会的节目后,还在内蒙古二机总厂(现在的内蒙古北方重工集团)文化宫为市民表演了一场。他的现场表演似乎比在摄像机前更加轻松自如、游刃有余,除了原定的节目外,他还应观众要求增加表演了好几段。热情的观众掌声如雷,他也就一次一次地返场。当他说到“刺啦”一声是炸鸡蛋,紧接着什么东西又一声“刺啦”,正要抖包袱时,只听“砰”的一声,文化宫舞台顶部的一盏灯烧炸了,迅速引燃了天棚的刨花板,一团团火花从空中散落下来……下面的观众开始骚动起来,而大师却临危不乱,从容地说下去:“这是谁在这儿放炮呢?这不成了礼花弹了嘛?” 大师站在那里继续说着段子,也就短短几秒钟时间,人们安静了下来。

  这件事过去了20多年,每当想起来,我还是十分佩服侯先生能那么从容不迫地把现场发生的情况与表演的内容巧妙地结合起来。后来,一位懂行的人告诉我,这是演员表演中常说的一种技巧,叫作“现挂”,没有相当的舞台经验是不行的。

  包头电视台的第一次春节晚会使我有缘接触到我孩提时代最崇拜的艺术家。为了做好侯宝林的新闻报道,我还有幸随大师到东河区逛了一次胜利路、和平路。为了拍摄侯大师在包头活动的珍贵镜头,我跑前跑后累得满头汗,大师竟然在胜利路与和平路交汇处挤入人群买了串糖葫芦,径直走到我面前非让我吃上一粒。

  那时候,除了电视台没有人有摄像机,人们看见电视台记者跟随拍摄这位戴着墨镜的长者,纷纷打听他是谁。虽然我们这些随行人员都从安全角度出发不愿意告诉大家,但还是有人知道侯宝林大师正在包头电视台录制春节晚会,很快,一条街道便被挤得水泄不通—————由此可见,这位人民的艺术家深受人民的爱戴。

  在大师面前,我是晚辈也是学生,但侯先生和我聊起天来随意得很。他和众多的普通人一样,喜欢一些很平常的游戏,比如说打麻将,他一玩麻将就快乐得很,为此他还有很多理由,说毛主席对麻将评价很高。若干年后我才知道毛主席真还说过这样的话:“中国对世界有三大贡献,第一是中医,第二是曹雪芹的《红楼梦》,第三是麻将牌。不要看轻了麻将……你要是会打麻将,就可以更了解偶然性和必然性的关系。麻将牌里有哲学。”

  侯先生说,他经常给中央领导同志去说相声,中央领导同志差不多都听过他们演出的相声,这本身就是对相声艺术的提倡和支持,影响是很大的。

  毛主席喜欢听相声,侯大师也从毛主席著作中学习他老人家使用语言的方法。侯先生说,毛主席非常讲究语言艺术,他使用语言可贵之处就在于变化。比如一句俏皮话,过去是这样说的:“老太太的裹脚条子—————又臭又长。”这句话打击面太大了,把所有老太太都得罪了。毛主席就把这话改为:“懒婆娘的裹脚—————又臭又长。”前边加一个“懒”字,就给“又臭又长”定了性。还有一个成语,叫“揠苗助长”,这个“揠”字很多人不认识,念成“晏苗助长”,毛主席把它改成“拔苗助长”,大家一听就懂了。他们学习毛主席这种使用语言的方法,在相声中学着改了些词句,像谚语“不当家不知柴米贵”,这句话中的“贵”字,放在解放以后就不合适了,解放以前米珠薪桂,可以这么说;而解放以后,粮价是稳定的。于是,侯先生把“贵”改成“费”,“不当家不知柴米费”,声韵完全一样,念起来平仄也一样,这么处理就合适了。

  20多年过去,现在想来,当年采访侯宝林先生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因为这次难忘的采访使我受益匪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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